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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康入院治疗已经超过了14天，而在今天以前，他并没有肺部细菌感染的征兆。可以毫不犹豫的说，他患上的是医院获得性肺炎。换句话说，感染了田康的病原体大概率是某种多重耐药菌。

    icu中常见的多重耐药菌除了孙立恩之前打过交道的mrsa（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以外，比较出名的还有多重耐药肺炎克雷伯菌、耐万古霉素肠球菌（vrs）、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耐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鲍曼不动杆菌等等。

    周军目前给田康使用的是亚胺培南合并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进行治疗。而他同时也开除了mngs的医嘱，务求尽快明确感染了田康的病原体到底是什么。

    “清三个病房出来。”而孙立恩在完成了接班，并且送走了周军之后，马上下达了新的医嘱指令，“原有的临时icu病房暂停使用，彻底清洁消毒之后再把病人转回来——抢二床患者暂时不转回来，就地隔离治疗。”

    田康目前接受了气管插管，而他出现了肺部细菌感染——这对其他两位同样在临时icu的患者来说很危险。尤其是对正在接受v-v    ecmo治疗的于新来说风险更大。扎在他身上的两处静脉通路本身就是细菌入侵人体的创伤口，而且他还接受了免疫抑制治疗。

    已经在乙肝病毒和新型冠状病毒携手袭击下生命危在旦夕的田康，要是不幸再感染一个什么全耐肺炎克雷伯菌、或者泛耐鲍曼不动杆菌……那就干脆别救，等死算了。

    相对来说，同样是在icu里的患者，杨一飞面临的风险最低。尽管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在他身上展现出了令人困惑的快速进展，但他的年龄最轻，底子最好。目前正在接受的只是无创呼吸机辅助吸氧，也并没有做气管切开——更重要的是，他还没有接受三联疗法搞免疫抑制。这意味着，相比起抢二床的田康和抢一床的于新，躺在抢三床上的杨一飞的免疫系统应该是最健全的。

    健全的免疫系统对于防御广泛耐药的细菌有重大意义。

    三间病房被清理出来之后，胡佳带着两名护士以及前来支援的院感科工作人员一起，对临时icu进行了彻底消毒。而这次的获得性肺炎案例也让孙立恩和治疗组的其他医生们拉响了警报。

    “大家记得把口罩戴好哈。”这样的医嘱成了今天所有医生和护士们叮嘱患者次数最多的话。尤其是那些症状不太重，通过经鼻导管吸氧进行氧疗的患者，他们更是被要求全天戴好口罩不要摘下——护士们甚至用胶带对这些患者的口罩进行了边缘粘贴固定。

    这样的举措一方面也能减少房间里可能漂浮着的新型冠状病毒，但更主要的还是让这些患者避免遭到多重耐药菌的感染。医务工作人员们全副武装，本身还是挺安全的。但这些眼瞅着就要出院的患者可不敢有事儿——他们要是感染了，之后的治疗可就麻烦了。

    孙立恩在病房里转悠了好几圈，然后回到办公室里给张智甫教授打了个电话。

    在得知北五区出现了院感事件之后，张智甫自己也吓了一跳，“情况很严重么？多少人感染了？”

    “目前就一名患者。感染源暂不清楚，已经取样送mngs了。”孙立恩答道，“我们已经请了院感的工作人员来和护士一起对房间进行消杀，等消杀彻底完毕之后，感染源应该也就测出来了。到时候取环境样本，再搞一次pcr检查一下看看。”

    “环境消杀肯定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张智甫非常严肃的说道，“但现在的当务之急，还是要搞清楚这个病菌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这事儿还真不能怪张智甫大惊小怪。传染病院的房间那都是经过了特殊设计的，在成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主阵地之前，北五区和南五区两个病区一直都是用于接诊多重耐药的肺结核确诊患者的病房。而在这之前，北五区和南五区可从来没有出现过哪怕一例多重耐药菌感染。

    而在接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患者之后，北五区和南五区都进行了特殊改造。每个病房内都有专门的抽气过滤机器二十四小时不断工作，以此确保病房内的气压始终低于外界。从而达到阻断新型冠状病毒通过气溶胶等方式，向医院外传播的可能。

    除了负压房以外，北五区和南五区每天都要进行例行房间消杀。虽然房间里的紫外灯没法开，但每天三次的消毒液拖地一次都不会少。所有医疗队的队员们也都积极执行着红区操作原则，在进入和离开每一间病房前后，大家都需要往脚上和手套上喷洒涂抹消毒液，并且在进入病房后会套上一层新的手套，离开后将手套直接废弃掉。

    当医务工作人员把病菌防控意识已经提高到了这种程度的时候，病房内仍然出现了医院获得性肺炎——这实在是说不过去。

    病原体不会凭空“生长”出来，它们一定是通过某种渠道，进入到了病房里，并且感染了田康的。这也是最让张智甫担心的事儿——如果细菌能够通过某种渠道进入病房，那就意味着病房里的病毒也有可能顺着同样的渠道离开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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